史話》狗吃人 馬爲食──父親記憶中的長沙會戰(劉良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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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嶽麓山修繕六處抗戰遺蹟。圖爲由蔣介石題詞的陸軍第七十三軍抗戰陣亡將士公墓。(中新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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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劉家開基祖在元末之際,自江西省宜豐縣播遷至湖南省瀏陽市永安鎮,自立「敦本堂」,發祥至今近700年。永安鎮城區離長沙市區約25公里,自古即是扼守江西省進入長沙市的交通要衝。永安老街爲依託撈刀河岸而發展出的帶狀麻石小街,市集向來繁榮。清朝乾隆年間,我支先祖攜3子搬至離永安鎮南岸城區約4公里外的小山衝禮耕村耕塘聚落,就地繁衍子孫,開枝散葉,過起「詩書爲禮,耕讀傳家」的自給生活。由於耕塘地處偏僻,遺世獨立,其發展雖較永安鎮城區落後,卻從而避開了清末民初多起戰亂兵燹的擾攘。

1937年抗戰軍興,族中青壯紛紛共赴國難,投效軍旅,服務於中央陸軍77師的先祖父於是年9月在淞滬戰場上爲國捐軀,留下了時年6歲,亦爲家中獨子的家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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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底武漢會戰結束,國軍和日寇的對峙防線由湖北江漢平原,南移到湘北嶽陽附近的新牆河兩岸,若再往南行則還有汨羅江,和撈刀河兩道防禦長沙腹地的天然屏障。當時國軍尚未完全從武漢會戰的巨大損失中恢復,加以長沙文夕大火的自亂陣腳,軍心未定,日軍乃趁隙進犯長沙,其前鋒曾抵達撈刀河北岸,日軍炮火尚對永安鎮位在南岸的城區造成若干損傷,所幸國軍指揮官薛嶽上將意志堅定,指揮各部堅守陣地,反之日軍既有後援不繼之慮,另有被國軍從後方兩翼襲擊之險,乃自行撤退北歸,是爲第一次長沙大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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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9月間,日寇信心滿滿地發動第二次長沙會戰。這一次日軍主力勢如破竹,迅速南進,而國軍指揮系統反應遲鈍,日軍已兵臨城下,纔將國軍的王牌部隊74軍,緊急由江西省西調支援長沙外廓。日軍先頭部隊在長沙縣春華鎮(永安鎮西側)和我永安鎮一線南渡撈刀河,正遭遇行進間的國軍74軍,74軍倉皇接戰全無主場優勢,交火的主戰場永安鎮城區頓成一片焦土,74軍的陣地卒被突破,軍部被敵穿插,連軍長王耀武中將都險爲日軍俘獲,幸賴時爲58師副師長張靈甫少將親率敢死隊衝殺,才救出了王軍長。這時一支國軍潰兵,可能因爲迷失方向,向耕塘我家老宅方向脫離戰場,其後有日軍部隊窮追不捨。而我耕塘族人相互走告扶持,族人全數撤離莊園,向山區避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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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靈甫。(摘自網路)

次日,家父才隨同大家躡手躡腳地返回耕塘,放眼所及,只見英勇陣亡的國軍烈士遺體(據判斷是屬於74軍序列),他們手中還緊握着步槍倒臥在田埂間,可想見烈士們認真地執行衛國使命直到流盡最後一滴鮮血。此外在炮火中遭受波及的雞隻家畜也令人觸目驚心,家中屋內的地面則滿是步機槍子彈殼,可見國軍部隊曾與日寇在耕塘我家大宅間血戰。縱然戰後家中房舍牲口損失巨大,但族人均安,實爲不幸中之大幸。這也是位處偏鄉的耕塘劉家聚落唯一直接捲入戰火所造成的損壞。

原本近乎失利的第二次長沙會戰,仰仗國軍高層在湖北宜昌周邊緊急調集大軍,佯攻日軍湖北省的防區,作勢開展第二戰場,以「圍魏救趙」之勢,威脅切斷入湘日軍後方的補給線,而迫使日軍倉促地將已深入湖南長沙,瀏陽,株州的主力部隊緊急收縮回防,湖南的國軍趁勢追擊回覆到原來的新牆河對峙防線。不過兩個月後,日軍發動珍珠港事變,華中日軍圖謀在戰術上策應入侵香港和南進的日軍,又循原路挾怨報復,第三次進犯長沙,但挫敗於薛嶽將軍的「天爐戰法」之下,致元氣大傷而後撤。至此永安鎮方得以稍事休養生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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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前永安鎮城區部因身處大戰核心而嚴重損毀,永安中心小學也因此搬遷至離耕塘老宅約兩公里處的李家巷,借用原先李家巷培元小學(高小)的校址設備,重新招生開課。家父稍早完成了劉家族學七修小學的初小課程,已進入培元小學就讀,乃順勢接上永安中心小學在李家巷校區的課程。剛復學後的前3、4個月左右,父親在學校付費參加伙食團所提供的午餐,唯有馬肉而已。市集上販賣的肉品也以馬肉爲大宗,這種反常現象,咸認爲大戰期間,中日兩軍在永安鎮周遭火拚,雙方運輸軍品的戰馬損失甚巨,戰後我方清理戰場,將戰死馬匹的剩餘價值妥善處理,充作食材,這在物資匱乏的戰爭年代,也是不得不爲的權宜之計。

這數年間,由前線換防下來的國軍部隊和野戰醫院輪番來到永安鎮休整,其中一些傷病的戰士歸天后,戰友們利用現成的山邊淺溝掩埋遺體了事。在地族人們都知悉國軍烈士墓區的大概方位,在下午以後都儘量避開那些毗鄰的小徑。而那一陣子附近野狗均長得特別肥壯,族人懷疑它們是吃人肉(尤其是被掘出的國軍烈士遺體)滋養的,是故本地人絕不以狗肉果腹。鄰居曾叔公一家遷往外地避難,留下一支土狗託父親照料,這支土狗當時也突然地異常壯碩,某日它外出未返,可能爲外地過客或難民,因不明實情而將其宰殺烹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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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親小學畢業後,於1943年考入長沙市立中學初中部第一屆就讀。翌年,日軍發動第四次長沙會戰(又名長衡會戰),並先行派遣軍機對長沙市區進行無差別的輪番轟炸,當時守軍竟毫無防空火力配置,日軍戰機貼近地面建築物的屋頂飛行咆哮,父親連飛機座倉內的日本飛行員面目都可以看見,可見囂張至極。某日父親到了學校,只見校舍殘破,人去樓空,學校已無預警地停辦了,父親只得回到永安鎮耕塘鄉間避難,賦閒在家。

未幾,1944年6月18日國軍第四軍敗走,長沙地區陷落,老家所在的永安鎮上亦有小股日軍駐紮,但日軍氣數已盡,並無力對鄉間掃蕩,偶有零星日軍士兵脫離大部隊,也常被堂伯們所參加的游擊隊(由永安鎮人彭漢雲指揮的抗日遊擊獨立支隊)伏擊而斃命。是時耕塘聚落也收容了由長沙市下鄉避禍的多名族人,匯聚了原擔任湖南省財政廳科長,和瀏陽縣議員等的劉家長輩們,儼然就像是烽火中的世外桃源,一幅人文薈萃之氣象,這倒也意外地提供父親有機會接觸劉家聞人,使眼界大開之難得機會。

屆臨抗戰勝利前夕,藍天上已不見漆有「大紅膏藥」軍徽的日本軍機肆虐,而代之以奪回制空權的中美聯合空軍的驅逐機宣示主權,勝利曙光已現。不久,1945年8月,日本正式投降,受戰火蹂躪近7年的湖湘大地才重新恢復了生機。

抗日戰爭的硝煙已遠離我們80多個年頭了,這伴隨父親走過一甲子以上的兒時烽火畫面,和失怙之痛,仍歷歷在目。然而,這場禦侮抗爭的最後慘勝,也總算終結了炎黃子孫自清朝鴉片戰爭以來所遭受的百年屈辱。我們在承平年代成長的中華兒女,一方面感念前輩們「我死則國生」的付出犧勝,才維繫了民族生存之命脈,另一方面也須銘記,唯有自我國力的壯大,方能追求真正意義上的永續和平。

(作者現居美國德州休斯頓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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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劉良升專欄每週二刊出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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